| 发布日期：2015-07-17 08:36:15 信息来源：中国证券报 点击：310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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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李克强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他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稳中向好，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一些主要经济指标近几个月增速回升，城镇新增就业势头良好，内需进一步扩大，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这表明，我们采取的定向调控、结构性改革等措施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李克强表示，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拥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我们将坚持宏观政策的正确取向，引领经济新常态，坚定不移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特别是通过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重点领域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亿万人的智慧和创造力调动出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使市场有稳定预期，保持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积极评价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同中方开展医改联合研究取得的成果，强调指出，医改是关乎广大民众健康福祉、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大民生、民心工程。希望三方继续携手合作，将国际经验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为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医药卫生体制作出不懈努力。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继续丰富和发展同世界银行的伙伴关系，共同抵御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金墉表示，中国经济保持增长是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世行赞赏中国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应对挑战的积极举措，愿继续在中国城镇化和医改等领域同中方加强合作，相信中国能够建立起优质、统筹的医药卫生体系，并为其他国家的相关改革提供新路径。（来源：中国证券报）
“克强指数2.0”回暖 经济结构调整见效
二季度经济数据刚刚公布，7%的GDP增速与一季度持平。“经济增长连续2个季度运行在7%，企稳的态势比较明显。”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在发布会上表示。企稳不止表现在GDP这一个数字上，包括新增贷款数据和全社会用电量数据在内、被外界称为“克强指数”的部分指标也在二季度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元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在经济学界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克强指数”更多体现了工业的走势，而随着我国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用电量和货运量的参照作用相对下降了。
那么，被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克强指数2.0版”又表现如何呢？据盛来运介绍，今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了5.9%，比一季度下降的幅度再扩大了0.3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高。
参考指标“多云渐晴”
整体上看，上半年用电量数据并不乐观。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用电量增长数据为1.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个百分点，创下5年来新低。
然而仔细剖析不难看出，在整体低迷的数据中，仍然蕴含着结构调整的动力——上半年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0.5%，但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1%。
盛来运介绍，这样的变化正体现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成效。上半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9.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1个百分点；同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比去年同期提高了5.7个百分点。
再看6月单月的数据。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3%，其中6月单月同比增长1.8%，连续3个月维持正增长。与经济“冷暖”直接挂钩的工业用电增速在连续4个月负位运行后，首次实现正增长，制造业更是连续两个月正增长。“克强指数”中的新增贷款指标主要反映企业的贷款需求，由于企业通常在业务扩展时增加贷款，这一数据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先行指标。
人民银行在本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人民币贷款大幅增加1.28万亿元，分别较上月和去年同期多增3805亿元和1968亿元，创近年同期新高，6月也是这一数据连续攀升的第三个月。不仅如此，6月社会融资规模环比出现较大幅度增长，M2增速也略超预期。
交行金融中心高级金融分析师鄂永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6月社会融资增加较多，一部分原因是近期一系列重大项目加快推进，以及允许对在建平台项目进行后续融资，导致企业信贷需求有所回升，这有利于为下半年经济逐渐企稳提供融资支持。
克强指数2.0更重“质”
唯一一个尚未公布的“克强指数”是铁路货运量。铁路总公司于本月初公布的上半年铁路客货运情况中，铁路货运量数据被全路零散货物快运发送量数据所取代。
根据铁路总公司的解释，这一数据包括了零散货物、批量货物、普通行包、高铁行包等数据。今年上半年，全路零散货物快运发送量数据达981万吨，是去年同期的115倍。
再看已经公布的前5个月铁路货运数据，虽然与2014年同期相比，该数据减少了9.8%。不过从单月来看，5月份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与4月份相比实现了2.73%的增长。
拖累整体数据的依然是被称为“黑货”的煤炭、矿石以及钢铁等大宗商品 ，而附加值更高的“白货”在铁路总体运输量中的比重逐步上升。
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坚认为，2011年煤炭和铁矿石在中国铁路货运中占比达80%，即使目前有所下降，煤炭和铁矿石的运量仍占70%左右。然而，近两年来，铁路货运量需求也就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对过剩产能的削减而下降。
不仅如此，“铁老大”的地位也在下降。赵坚介绍，铁路运量如今仅占整体运量的10%左右，货运需求很大程度上被公路替代，铁路早已不是曾经的“铁老大”。
既然这样，铁路货运量还能够灵敏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吗？
刘元春介绍，在经济学界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克强指数”更多体现了工业的走势，正因如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电量和货运量两个指数已经退出，被学界称为“克强指数2.0”的能耗强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两个新的数据闪亮登场。
刘元春介绍，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也是一个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指标。在发达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往往达到3%至4%。而能耗强度则无疑反映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度。201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GDP之比超过2%，能耗强度下降4.8%，是近年来最大降幅。
盛来运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了5.9%，比一季度下降的幅度再扩大了0.3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既要“长病短治”更要彻底转型
有效经济增长对我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而言远比水分很大的低质低效增速更重要。因而，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初步企稳之后的目标指向，不能纠结于经济指标的一时起落，而应以“长病短治”的策略方式着力清除发展沉疴，同时紧紧围绕经济战略转型大局，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以激活民间营商禀赋与创新活力，始终将增强实体经济竞争力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地位。因为深耕实体经济、潜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是一国保持经济活力的根本保障。
二季度相关经济指标尽管谈不上亮丽，但7%的增长速度毕竟没有让单季度指标掉队。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上半年宏观数据 ，显示了一幅“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场景：国内生产总值29686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0%。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0%，二季度增长7.0%。上半年经济增速达到了底线目标。而在去年末推出的一系列积极经济政策的驱动下，加上央行货币政策的适应性支持，使关键产出指标出现了明显反弹。尤其作为实体经济增长晴雨表的制造业出现了温和复苏趋势，6月6.3%的工业产出同比增速若要放在5年前，肯定会令决策层异常揪心，但今日的中国毕竟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取得这样的增速指标已属不易，何况这已是过去4个月里的最高增速，保持向好趋势，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即将走出谷底。另一方面，社会零售额增长速度从5月的10.1%升高至6月的10.4%，意味着消费驱动不仅仅是口号性的安排，而是开始发生实实在在的转变，中国经济正朝着再平衡方向发展。
当然，如果单纯从简单的数据指标来分析判断当下我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以及下一步政策取向，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由于经济依然处于下行趋势中，一些经济数据的基本面，无论同比还是环比，出现小幅下降也符合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当下，要把握中国宏观经济的节奏，关键还看调结构是否到位，稳增长是否符合预期，惠民生能否随民愿，控风险是否达成奇效。正如李克强总理向学者们问计的主题，如何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激活有效投资，这是政府施政的重要命题。诚然，目前我国的债务比例仍处于国际公认的安全边际，不必担心触发系统性经济风险，但所有对中国地方经济运行状况有着实际调研并获得第一手材料的负责任经济学家，其实都明白：中国经济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不进则退的滑坡趋势一旦形成，其后果不堪设想。而高达十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确实足够抵御一些国内外风浪的冲击，但谁能保证中国经济出现大规模滑坡之后的自我修复能力？
梳理日本最近20年的经济运行轨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日本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就已经跨入5万亿美元的经济俱乐部了。但迄今20年过去了，日本经济却始终在“5万亿美元”陷阱中徘徊复徘徊，迟迟不能实现战略性升级。尽管日本确实有放大经济困难以激活国民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的传统，但客观而言，日本的实体经济在过去这些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衰退，尤其是日本一向傲视全球的制造业，早已不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的咄咄逼人之勇了。而过去长期充当日本企业代工角色的韩国制造业企业，刚好抓住了这段难得的时间窗口，不断提升研发实力和产业的全球化配置，直至将部分日本同行(当年的强劲对手)远远甩在了身后。三星电子更已在某些领域与苹果等美国顶尖企业分庭抗礼。所有这些竞争态势变迁说明，深耕实体经济、潜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始终是一国保持经济活力的根本保障。
没有人会认为韩国是全球金融强国，恐怕也没有人认为德国的金融实力已经凌驾于英国之上，但无论是从新兴经济体晋级发达国家的韩国还是视制造业为国家保持竞争力命根子的德国，基本上没有犯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本末倒置的错误。尤其是拥有全球第一流工业竞争体系的德国，尽管受到欧元区某些不思进取伙伴们的拖累，但财力、经济弹性和活力以及区域经济责任感在整个欧元区无出其右。从某种程度上，德国可以脱离欧元区，但欧元区一旦离开德国，将一无是处。而德国之所以成为欧元区的支柱，完全是以强大实体经济提供的真金白银为技术支撑的。
殷鉴不远，今日中国经济正处在由数量积累向更高全球分工层级切换的关键时期。单从一般的经济增速而言，在“十三五”期间，即便只取得5%的经济增速，也足够保证我国的经济在2020年左右稳步赶超美国。但谁都知道，有效经济增长对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而言远比水分很大的低质低效增速更重要。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固然应当大量发展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但切不可“心为”股“役”。众所周知，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是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级的内生性需要与自然逻辑，但如若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为支撑，没有基于技术创新和制度改进为前提的企业业绩的全面提升，通过释放流动性来做大市值蛋糕进而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初衷，注定无法落地。很难想象，当一个将近14亿人口的大国，有超过1亿的居民日思夜想如何通过证券市场获得快钱，而不少的上市公司忙于设计各种圈钱手段，这样的市场会是理性发展的市场？笔者注意到，某家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其一年的营收不足4亿，而在股市最疯狂的时候其市值居然超过1000亿。处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即便定力再强的管理层，恐怕也免不了要思谋尽快套现。换句话说，在财富观念业已扭曲的当下，如果政府不能尽快引导所有参与主体回归到常态化发展路径，则埋下系统性风险的隐患。
正如经济数据永远不能掺水一样，有效经济增长同样不能通过掺水来实现。金融一旦离开实体经济支撑，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做强做实制造业永远是中国经济安身立命之本。笔者热望饱含国家智慧与战略雄心的“中国制造2025”能够通过系统的组织实施和微观企业的切实践行，能够实现预期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初步企稳之后的目标指向，不能纠结于经济指标的一时起落，而要以“长病短治”的策略方式着力清除发展沉疴，同时更要紧紧围绕经济战略转型大局，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以激活民间营商禀赋与创新活力，始终将增强实体经济竞争力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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